谈论早期思想时，学界通常只是将文本视为思想的存储库，而不是自具价值的研究对象。这种方法不仅会导致对早期思想史的理想化描述，还在文本传统与哲学传统之间划出了人为的界限。本书则转变分析焦点，将文本视为当时文化、社会现实中的有意义的实体，进而讨论古代世界文本的物质条件、写本文化、书写、意义建构策略、文本群体、哲学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郭店一号墓出土文本意义建构的不同策略，通过分析可以根据物质证据来加以判断的古代世界的哲学思维活动，本书区分出了“基于论述的文本”、“基于语境的文本”两种文本类型，认为战国时期中国的哲学生产出现了一种新变化，发展出了层次化地组织思想、融合性地看待现实的复杂论述形式，哲学文本不再借重外在于文本的文化大框架，不再依赖由文本、意义中介、信息接收者组成的意义传达的三方关系，而是自内生成意义，成为了独立的哲学实体。这类独立的哲学文本...(展开全部)

本书共八章，分别从秦汉时期知识观念的衍生与定型、《吕氏春秋》的知识融汇及体系建构、道统重建与儒生的经典阐释、董仲舒的《春秋》阐释与大一统思想建构、《史记》的书写及世系和统系的构建、汉大赋：大一统意识形态的文学阐释、谶纬文献的形成与神秘文化思潮、以图叙事传统与图像文献的创制展开论述，探讨秦汉士人、经学家、史学家乃至民间社会对前代知识、观念、文献的接受，新知识类型和观念形态的生成方式和过程，以及这一思维过程对于“中国古典传统”最终确立、定型的意义。

本书共分八章，从春秋天学的发展与中国早期编年体书写体例的形成、春秋地学观念及其相关文献的生成、春秋礼乐制度及其相关文献、春秋史官文化的转型与史传文献的生成、春秋“立言不朽”的文化观念与“语”类文献的生成、春秋崇古观念与经典文献的运用和传播、春秋军事知识的累积与兵学文献的编纂、春秋刑罚观念的普及与刑书的颁布等八个方面论述春秋时期文献的生成和发展与其时文化群体知识的增长、观念的发展的因果联系，以及文化群体知识的增长、观念的发展如何直接促成了相关文献的生成、发展以及传播，而文献生成、发展和传播以后，又是如何会反过来影响文化群体的思想和观念的。

本书共八章，分别从秦汉时期知识观念的衍生与定型、《吕氏春秋》的知识融汇及体系建构、道统重建与儒生的经典阐释、董仲舒的《春秋》阐释与大一统思想建构、《史记》的书写及世系和统系的构建、汉大赋：大一统意识形态的文学阐释、谶纬文献的形成与神秘文化思潮、以图叙事传统与图像文献的创制展开论述，探讨秦汉士人、经学家、史学家乃至民间社会对前代知识、观念、文献的接受，新知识类型和观念形态的生成方式和过程，以及这一思维过程对于“中国古典传统”最终确立、定型的意义。

第一编“观念分析”阐释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诗学观念的决定性影响，同时也揭示了诗学背后隐含的深层文化意蕴。第一章具体论述了以儒学和老庄之学为代表的诸子之学对先秦诗学的影响，揭示了先秦诗学观念与士人阶层复杂心态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揭示了诗学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第二章探讨了两汉经学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深入把握汉代士人在日益强化的大一统君主专制政体之下形成的矛盾而复杂的文化心态的基础上，梳理出汉代诗学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第三章分析魏晋玄学与诗学的关系，在勾勒出玄学语境的基本状况与学术旨趣的基础上，阐释了六朝诗学的主要特征及其所彰显的基本价值取向。第二编“范畴分析”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诗学中几对核心范畴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文化蕴含。第五章是关于“文”与“道”的分析，在梳理这一对范畴产生的历史轨迹的基础上，揭示出它们在不同时代所包含的不同意义，也分析了这对范畴意义变化...(展开全部)

本书试图探讨中国古代诗学观念生成的深层文化逻辑。古代士人阶层的乌托邦理想与社会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决定着中国古代诗学、特别是儒家诗学之基本价值取向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中国古代士人那里，凡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精神追求都可以在诗学或审美的世界中得到实现。为了梳理这种诗学观念对社会政治理想的置换过程，本书在学理层面上扼要地探讨了诗学与子学、经学、玄学、道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还对“文”与“道”、“情性”与“意”、“自然”与“丽”等几对重要诗学范畴的含义及其历史演变进行辨析，力求从诗学观念、诗学范畴、文学实践三个层面对中国古代那种一贯之的诗学的意义生成模式予以揭示。

本书试图探讨中国古代诗学观念生成的深层文化逻辑。古代士人阶层的乌托邦理想与社会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决定着中国古代诗学、特别是儒家诗学之基本价值取向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中国古代士人那里，凡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精神追求都可以在诗学或审美的世界中得到实现。为了梳理这种诗学观念对社会政治理想的置换过程，本书在学理层面上扼要地探讨了诗学与子学、经学、玄学、道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还对“文”与“道”、“情性”与“意”、“自然”与“丽”等几对重要诗学范畴的含义及其历史演变进行辨析，力求从诗学观念、诗学范畴、文学实践三个层面对中国古代那种一贯之的诗学的意义生成模式予以揭示。

中国古代有一个鬼的世界，它在广被接受的文化话语体系或宏大叙事中并不明显。然而，这个阴暗的鬼世界一直是中国过往的一部分。想要完整认识中国，洞察历史与人心，就不能不了解鬼。 在早期中国，人们认为鬼是从哪里来的？它们长什么样？人们如何认知和对待鬼，如何想象它们与生人的关系？鬼在信仰体系中的作用是什么？它们如何影响文学、艺术，并改变人们的世界观？是什么让鬼变得可怕？是什么让它们充满恶意？又是什么让它们也很脆弱？人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以温和的方式谈论鬼，以及为什么？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蒲慕州，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宗教、历史、社会理论、心理认知等多角度，追溯了从远古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存在的鬼观念；并将中国的鬼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鬼进行比较，揭示每种文化的个体特征。

中国古代有一个鬼的世界，它在广被接受的文化话语体系或宏大叙事中并不明显。然而，这个阴暗的鬼世界一直是中国过往的一部分。想要完整认识中国，洞察历史与人心，就不能不了解鬼。 在早期中国，人们认为鬼是从哪里来的？它们长什么样？人们如何认知和对待鬼，如何想象它们与生人的关系？鬼在信仰体系中的作用是什么？它们如何影响文学、艺术，并改变人们的世界观？是什么让鬼变得可怕？是什么让它们充满恶意？又是什么让它们也很脆弱？人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以温和的方式谈论鬼，以及为什么？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蒲慕州，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宗教、历史、社会理论、心理认知等多角度，追溯了从远古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存在的鬼观念；并将中国的鬼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鬼进行比较，揭示每种文化的个体特征。

“我们永远也无法获知当时的真相，却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著。”许宏用前半句道尽考古中的无奈，但用后半句说出考古人的坚持。从第一部写给公众的《最早的中国》开始，到《东亚青铜潮》，许宏用四部小书来“解读早期中国”。 本函收录的四本书，都有单行本，此次成套，旨在对“解读早期中国”这个重要的写作理念和话题的总结、纪念。许宏特意写给读者们的一段话，正是对本书特色和写作视角的概括： 2009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写给公众的书《最早的中国》，阐释“二里头文明的崛起”。此后的《何以中国》，描绘了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背景，《大都无城》是对中国古代都城这种“不动产”的全面盘点。《东亚青铜潮》更对整个东亚大陆“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做了鸟瞰式的扫描，是关于早期中国最重要的高科技“动产”——青铜及其冶铸技术的梳理与整合。如果《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是从“微观...(展开全部)